這是有關於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的政治理論的一些想法。自己還沒有看這部電影，不過以前就讀過一些相關的文章，再加上這幾年的一些事情，所想要寫下來的一些筆記。
德籍猶太裔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以納粹戰犯阿道夫•艾希曼的審判所觀察到的，指出當社會上的大多數個人不去思考，不做判斷，最終將會把整個社會推向極致的犯罪。
她的”邪惡的平庸性 (The Banality of Evil)”所指出的，是一種思考的無能。於是，當大眾處於思考無能的狀態，會只是服從，或是盲從於權威，並且相信這些權威是正確的，或者，催眠著自己相信權威、服從權威是正確的。若是有錯誤，那是權威的錯誤，自己並沒有錯，自己是沒有責任的。
然而，權威並不代表就是對的；”大家都這樣”，也並不代表就是對的。
集體的暴力，依然是暴力，依然是錯誤的。我很難接受那種沒有自己的思考，更不去自己做判斷的人的行徑。在我看來，那是一種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。我不相信他們在行使，或是支持這種暴力的時候，會覺得自己正在做正確的事情。盧安達內戰當中，集體屠殺圖西族的胡圖族人，是在進行種族屠殺；波士尼亞內戰當中，集體進行的種族清洗和隨意在街頭狙擊平民，是在進行種族屠殺；最近敘利亞內戰當中，狙擊手在市區街頭隨意進行的死亡遊戲，同樣也是在進行種族屠殺… 罪刑，並不會因為兇手人數眾多，罪刑就會減少。這就是漢娜鄂蘭所說的：”沒有所謂的集體罪惡或者集體的無辜，罪惡與無辜只有針對個人才有意義” 以及”只要你參與了執行，你就要負起責任，就是有罪。”
許多人會有”不想碰政治”，或是”政治跟我無關”的想法，尤其是在台灣。然而，從歷史文明與社會發展的軌跡來看，所謂的”無關”其實只是一種天真無知的想法。因為，只要有文明和社會的結構存在，政治的結果必然是共同承擔的。所以，不管是在極權專制，或是民主制度之下，當權者總是會以各種方式試圖引導社會。透過媒體、透過宗教、透過所謂的道德觀，或是價值觀念，在沉默螺旋效應的影響下，總是會驅使人們往從眾的、安全的、但也是懶惰的”邪惡的平庸性”發展。不只是漢娜鄂蘭所說的”在政治中，服從就等於支持”，其實，沉默、袖手旁觀、無所作為、不選擇、不表態，也同樣地就表示了支持。
所以，所謂的”法不責眾”並不是正確的。在現代這樣資訊充足的環境當中，”缺乏知識”並不成為藉口或是理由。這樣的狀況，不只是適用於政治，也適用於人們對於教育、對於醫療、對於消費等等的行為。
同樣的，許多現在常見的慣用說法，也常常為許多不思考的人所使用。例如當有問題、爭議或是利害衝突發生，大家都會說要溝通，彷彿只要有溝通，問題就解決了。然而，所謂的溝通也只是各自表達自己的想法和立場而已。你可以說你想說的，這是溝通和對話，但我接不接受你所說的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所以，有溝通，並不代表有共識，更不代表問題有解決。
然而現在常見的所謂的'溝通'，往往只是要去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想法，是一貫地認為自己一定是對的。若對方不接受，就會認為這只是因為對方不懂或是無知，所以，這樣情形下的'溝通'其實是傲慢的，充其量只能是一種'告知'或是'宣示'，是完全沒有誠意要去進行真正的溝通的。
就如同漢娜鄂蘭所指出的，了解事實，並不等於原諒，這樣的事實應該是很明確且容易理解的。然而，在台灣社會當中，往往卻容易流於鄉愿的模式。例如政策明明是有問題的，卻彷彿有開個說明會，有做所謂的溝通，原本政策的問題就不再存在一樣。若是照這樣的邏輯，那麼在刑案偵辦過程或是法庭上，了解了一個殺人搶劫犯的犯罪動機，是否也就代表他的殺人搶劫就不再是犯罪了？當錯誤被鄉愿心態、被所謂的”以和為貴”掩蓋過去，或是選擇性的忽視和遺忘，所帶來的，與所累績的，只可能是更大的災難。在人類的歷史上，宗教法庭、獵殺女巫、種族屠殺、文明的滅絕等等，已經有過太多這樣的例子…
試著想想，如果沒有記憶，不去思考，更不做自己的判斷，這樣，應該就無法稱為是人了。那麼，作為物種之一，走向滅亡，也只是剛好而已。
<附記>：這篇是在2013年十月時寫的，當時是在想要去看漢娜鄂蘭那部電影之前，所整理的一些想法和心得。隨著接下來的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、接連所發生的消費/食品安全的事件、還有2014年底選舉的相關情形，似乎都一一地在印證著漢娜鄂蘭的理論。在這樣的情況當中，似乎"不思考"活得比較輕鬆，而頭腦清楚的人活得比較辛苦。相似地，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裡的Stand Alone Complex幾乎也是如此真實的預言。只是，身為一個人，我依然還是希望自己是頭腦清楚地活著，儘可能地。 (2014101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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